“庚戌之疫”：清末东北三省鼠疫对社会带来的冲击与影响 | 抗疫：社会心理学的省思（二十）
直播预告
“庚戌之疫”
清末东北三省鼠疫对社会带来的冲击与影响
文：焦润明
焦润明
史学博士、法学博士
现为辽宁大学历史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中国史一级学科博士点学科带头人。长期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研究。已在《历史研究》《近代史研究》《史学理论研究》等史学权威学术期刊及其他学术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120余篇，出版个人学术专著10部，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国家教育部规划项目及辽宁省重大、省社科基金项目10余项，获省级奖励多项。《清末东北三省鼠疫灾难及防疫应用研究》《中国东北近代灾荒及救助研究》作者。
引 言
清末东三省鼠疫，特指1910—1911年间发生在中国东北数省区，波及关内，危害巨大的东北大鼠疫。因起始于1910年10月，故也称为“庚戌鼠疫”。这次鼠疫灾难造成了6万多人死亡，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一场瘟疫灾难，对晚清社会产生了强烈冲击，引发了社会经济生活的全面恐慌。
此次鼠疫因国际市场旱獭毛皮热销，形成了“捕獭热”。中俄官商因高额利润而招募山东、河北劳工捕獭，使大批民工北上加入到捕獭大军中。其中有人因有没有捕猎经验而误食了染有鼠疫的病獭肉而感染鼠疫，由此传染给一起工作的民工。在俄境已有华工死亡案例。俄当地官员出于自身防疫考虑将有染疫嫌疑的所有华工驱逐出俄境，从而将鼠疫传入中国。中国当地官员也没有及时将染疫华工进行排查、隔离救治。10月25日已有染疫者在满洲里的小旅馆里死亡。一些染疫者在惊恐中乘火车逃离，一路向东传入齐齐哈尔再传入哈尔滨，再由哈尔滨向南传入长春、沈阳，进而传入关内的河北、山东等地。沿铁路线及其他交通要道形成放射状传播态势。在东北地区至少形成69个被鼠疫传染地区，疫死千人左右的地区有几十处。其中，疫死5000人以上的有3处，即滨江厅（哈尔滨）、长春厅、呼兰府。其中哈尔滨傅家甸最为惨烈，此地为国人聚居区，有人口2万人，而疫死者已近6000人，占该地区人口的3/10强。
由于此次鼠疫为烈性肺鼠疫，人传人，传播方式主要通过呼吸飞沫和接触传播。因此易感人群主要是在一起的工友、住店之人、乘客以及亲属、邻居等人群。近代化的铁路交通成为了快速传播鼠疫的工具，从而使这次鼠疫具有时代特征：第一，是外源性的，由境外传入的；第二，由于国际市场对于旱獭毛皮的需求，导到了“捕獭热”，进而导到了鼠疫从野生动物身上向人间的传播；第三，近代化的交通工具起到了把鼠疫快速传播与扩散的作用。同时还与近代东北地区独特的历史环境相关，如东北处于开放状态，移民人口迅速增加，国外势力大规模进入，20世纪初基本上为日俄势力范围，主要铁路干线为日俄所垄断，与国际市场联系密切等。
此次鼠疫虽然在朝野的共同应对努力下被肃清，没有在更大的范围内扩散爆发，其中有一些积极因素，如清王朝尚具有全国治理能力，能够调动全国的医疗资源集中东北；鼠疫攻击不分身份地位、也不分种族、贫富，对所有人都构成危胁，列强也非常关注侨民的人身安全，这使得清政府在应对鼠疫的决策中，不得不任用防疫医学专家采取具有近代化的防疫治疫措施，如任用医学博士伍连德为东三省治疫总医官，其防疫决策及建议可直达中央，而且合理的防疫措施被采用和迅速推广等；能够调动所有有利于防疫治疫的力量，包括给予高报酬和地位。在抗疫战场上死亡，享受军人抚恤政策，监督严惩防疫不力的官员，从警告、降级、撤职直到法办。报纸言论及在华外国人的监督对于清政府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制约力量。在维护国家防疫主权的前提下，全力与在华各国进行防疫合作，调动国际防疫力量，其中高薪聘用外国医院学专家参与防疫治疫工作，采用当时世界最新式的药品及治疫手段，这些都是当时的一些亮点。
瘟疫灾难影响巨大，涉及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
满洲鼠疫：逃避灾祸的百姓在长城边被中国军队拦下
（图片来自西洋镜）
01
交通阻断，影响经济民生
为了防止鼠疫顺铁路继续向南蔓延，清政府被迫下令停止铁路运输。当鼠疫在东北北部一带初现时，对北京影响不大；可是当鼠疫迅速蔓延到奉天之时，北京的中外人士随即开始恐慌，于是清政府饬有关部门将京奉火车严加防范，以免疫病传至京师。1911年1月14日，清政府当局下令停售了京奉火车二三等车票。1月15日，陆军部派军队驻扎山海关，阻止入关客货。就连由关外运送入京的贡品也被截留，“就近交山海关副都统收存可也”[1]。1月21日，清政府下令：“即将京津火车一律停止，免致蔓延。”[2]至此，京奉铁路交通完全断绝。通过和日俄的沟通，南满、东清两铁路的部分路段也实行了交通隔断措施。日本控制之南满铁路于1911年1月14日停驶，俄国控制的东清铁路，其三、四等车于1月20日全行停止搭客。其头二等车采取检疫办法。并于2月6日（宣统三年正月初八）“停行头等火车搭客，在坡洛达洼等处设所检验”[3]。此外，水路及城乡内外交通运输都被迫停止。
阻断交通的措施在有效防止了疫病扩散的同时，也给社会经济生活带来了许多不利影响。在铁岭，因交通断绝，当地各商出卖货物较往年减卖大半，“各商铺已倒闭不少矣”[4]。而当时的燃料“秫楷每百捆由九角涨至一元三四角而木柴亦因之增长矣”[5]。在哈尔滨，鼠疫亦影响到关税无税可收，“哈尔滨自办防疫以来，每月花费皆在一二万元上下，每次皆由关税拨给。惟现在满洲各处税关无可抽收出入口货物”[6]。在吉林，因交通断绝，致使市面乏货，“柴米价值日益昂贵”[7]，居民苦不堪言。此外，在长春、锦州、营口、安东等城市也都出现了商铺倒闭、粮食涨价、生活用品匮乏的情况。[8]在烟台，过往船只因疫受限，致使华洋商情尤为急迫，中外商情皆受其困。在天津，由于京奉、津浦两路断绝交通，津埠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商业萧条，商业衰落达到了历史最低点。断绝交通也切断了东北大豆输出渠道，大豆对外贸易受到极大影响。吉林的怀德县为有名的大豆产区，日俄两国商人去年至该县购定千万石大豆，已先期付定金，等大豆全部到货后，再付全款。因鼠疫使交通隔绝，大豆无法外运。这些商人有退豆消息，经该县令闻知，“恐乡民无识，酿成交涉，故廿三日邀请日、俄两国商人齐赴一面坡会议云”[9]。许多榨油作坊也因无豆可用而停产。
交通断绝极大影响了城镇人民的正常生活。在乌苏里江流域，因禁止交通，“沿江所出之鱼类、菜蔬至腐烂不能运售，而所需日用亦无从购买”[10]。交通禁绝，除了造成了出行的不便，使“所有一般旅客与趁年假回籍者均不免望洋之难”[11]。此外，也造成大批苦力的生计困难，使原本照例出外务工之人在家不能出，而一些外出想归家之人却又有家不能回。
[2]《宣统政纪》卷47，《清实录》第60册，中华书局1987年影印本，第841页。[3]《俄领事示禁华工入境》，宣统三年正月二十八日《盛京时报》，第5版。[4] 《商家倒闭之多》，宣统三年正月十九日《盛京时报》，第5版。[5] 《柴草昂贵》，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七日《盛京时报》，第5版。[6] 《税关无税可收》，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七日《盛京时报》，第5版。[7] 《柴米市颇现交通》，宣统三年二月初七日《盛京时报》，第5版。[8] 《商铺之荒闭者累累》，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五日《盛京时报》，第5版；《大豆价涨》，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五日《盛京时报》，第5版；《鼠疫之影响于商业》，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九日《盛京时报》，第5版。[9]《日俄粮商退还定货》，宣统三年二月初三日《盛京时报》，第5版。[10]《奉天省长公署档•JC10－2338号》，辽宁省档案馆藏。[11]《京奉火车之戒严》，1911年1月26日《大公报》，第2张第7版。
长春鼠疫（图片来自网络）
02
各业深受其害
对商业的冲击
此次鼠疫造成各地商业困难，市面萧条，出口受限，给东北乃至全国的经济都造成了重大的损失。在黑龙江，无论大小商铺与往年相比生意一落千丈。在长春，由于交通阻断，导致大小各商铺资金周转不灵，难于支持，即便鼠疫的威胁已大大缓解，但各铺户仍旧照常关闭。在奉天（沈阳），商民因防疫遮断交通，商业停歇、赔累难堪，不得不恳请民政司酌减地租以示体恤。在新民，铺商因生意萧条，相继关门，赴商会呈报歇业者达53家，同时因市面极形萧条，银价持续低落，就连税捐处也受到了牵连，其“每月收款较之以前殆不过十之二三云”[1]。锦州的情况亦是如此，疫后据查各街歇闭之商号共有30余家，皆因鼠疫发生，生意萧条兼银根吃紧之故。铁岭各商营业因受防疫影响，倒闭商家已有30余户，有勉强开门，也因所欠外债甚巨，“恐遽而倒闭，债务逼紧，故皆暂为敷衍云”[2]。在辽阳，“虽届新年市面颇形冷落云”[3]。在安东，“自鼠疫流行以来，各地方断绝交通，商人绝迹，大小商业无不受其影响，加以米珠薪桂、百物腾涨，各商家大率入不敷出、赔累不堪者，以故大半歇业，呜呼百斯笃诚可谓商界之蟊贼也矣”[4]。在天津，鼠疫使天津商业遭遇到了前所没有的萧条，轮船票也相继涨价，“太古、招商、沂河三行散布传单，凡轮船各舱票价增加一半，有验费在内字样，旅客因之甚形不便”[5]。
豆市、粮市亦受鼠疫影响。大豆是东北三省出产的重要农产品，有名的大豆三品（大豆、豆油、豆饼）一直行销于各省乃至海外，在国内外享有盛誉。因鼠疫的流行，使豆业受打击沉重的打击。自鼠疫发生以来，疫势猖獗，凡所有车站特聘医员将来往客货逐一严行检验，以便预防。东北北部输出大豆一事因此亦甚受影响，不但豆货每次转运都必须查验，手续繁杂，糜费时日。因查验章程严厉，运输困难，为避免争端，奉天省还下令该处各豆饼制造厂一律停歇，不得再行生产，就连原来约定的已卖之豆饼也因防疫吃紧，大车不能通行，遭到了外省商人的退货。与大豆关系密切的榨油业也受到牵连。在营口，按例“各油坊每年正月十七八日即行开榨”[6]，但由于大豆的积存不够，且“自防疫隔断交通后，火车不载而乡屯车辆亦因之日少，近日虽随准上市，但来豆无多，恐接济不济未免停工”[7]。各油坊均不敢开榨，严重影响了榨油业的发展。粮业在这次鼠疫中也遭受了不小的损失。在锦州，各镇乡所产杂粮向来均载赴营口售卖，因时疫流行汽车停运，杂粮的价格较往年非常之低。在奉天，小南关天利丰粮米铺因有伙计染疫毙命，遭致查封，不准营业已达月余；大南关下头某粮店还因粮车稀少，生意不佳，竟至每晚间招集赌徒开场聚赌，以希图利；更有某绅拟定防疫条陈若干条，谓“省城所出售面粉多由哈尔滨、长春等处运输至奉天，恐其中含有疫气，人若食之尤为易于传染，请即设法停运”[8]。
鼠疫的流行使屠宰行、卖肉商也受到了株连。长春自瘟疫发现后，日人大行干涉，认为华人在饮食方面尤不注重卫生，于是竟自行派兵监视中国屠宰场，致使该屠宰行业管理部门不胜恐怖。[9]在铁岭，因发生了鼠疫，“人民之食肉者异常稀少，因之屠宰营业颇觉萧条”[10]。在营口，每到年底，由外地运来的猪肉上市销售，为数颇多。但由于防疫需要，警厅下令：“凡有外来已宰猪肉概行禁止入口，以防传疫”[11]，致使猪肉奇缺。新民的情况亦是如此。肉商经营严重受损。在辽阳，就连江鱼江鸭也被认为是容易传疫之物，由警务局下令一律禁止售卖。与肉类相关的汤锅业也未能幸免，在奉天，警务局以“省城各关汤锅所屠宰之瘦驴羸马，均系下流社会购买食之，殊属有碍卫生”[12]，将各区汤锅一律禁止营业。由此，以屠宰、卖肉为生的行业从业人员也因疫受损。
杂货行业生意艰难。杂货经营本为小本生意，本来获利不多，但为避免传疫，杂货也受到禁运。辽阳警务局还特意转饬各所，“凡各街出卖下等货物之摊床，悉行禁止营业，以杜时疫之发生”[13]。就算不被禁卖者也因疫病流行，营业艰难，在铁岭，“杂货生意自防疫以来异常萧索，所贩货价先时可以赊欠数月或半月，现在惟巨商可以赊欠一月，凡小本营业均非现钱不能买货”[14]。在长春，就连冻梨生意也因防疫，销路大行阻滞，竟至无人过问。小商小贩被禁止营业，生活无着，侥幸可以继续运营者也生意冷清，经营困难。可见此次鼠疫对杂货业的打击之大。
[1]《捐税减收》，宣统三年三月十三日《盛京时报》，第5版。
[2]《商业上将有不堪之现象》，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二日《盛京时报》，第5版。[3]《新正街市之冷落》，宣统三年正月十二日《盛京时报》，第3版。[4]《鼠疫之影响于商业》，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九日《盛京时报》，第5版。[5]《防疫事汇记》，1911年3月27日《大公报》，第1张第5版。[6]《油坊尚未开榨原因》，宣统三年正月二十日《盛京时报》，第5版。[7]《大豆涨价》，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五日《盛京时报》，第5版。[8]《是亦防疫之一道也》，宣统二年十二月十四日《盛京时报》，第5版。[9]《东省防疫与主权之关系》，1911年1月26日《申报》，第1张后幅第1版。[10]《严查私宰》，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二日《盛京时报》，第5版。[11]《禁止猪肉进埠》，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盛京时报》，第5版。[12]《封禁汤锅屠宰驴马》，宣统三年三月初二日《盛京时报》，第5版。[13]《驱逐下等卖物商》，宣统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盛京时报》，第5版。[14]《杂货行业之艰难》，宣统三年二月二十四日《盛京时报》，第5版。
报纸亦因时疫停刊。部分报业也受到了鼠疫波及，《东陲公报》是在哈尔滨出版的重要报纸，哈埠因防疫断绝交通，该报不得不缓期续刊；《辽东报》的境遇更是悲惨，因有工人染疫，《辽东报》全社人员悉数被送入了隔离病院，该报也因此停刊。
学校开学无期，教师生活困难。鼠疫的影响还波及到了学校，直接导致了学校放假，“开学无期”。在锦州，往年各学堂均于新年正月二十日开课。因时疫流行，也推迟了开学日期。在开原，同样是城乡各学堂，常例于正月二十日开学，因疫症蔓延，故各校开课尚无定期，一般学生稍知自爱者均在家温习旧课，尚不至于荒废学业；而一般民家有已及学龄之子弟者，“莫不甚形焦灼，恐误岁月，因之大率投奔私塾矣”[1]。不仅学生放假，耽误学业，更重要的是教师因学校放假，各适龄学童均投奔了私塾，“本月薪水碍难支取，已有望眼将穿之势矣”[2]。连教师的生计也成了问题。
[1]《学校开学无期，私塾乘机获利》，宣统三年二月二十二日《盛京时报》，第5版。
[2]《各校开学无期》，宣统三年正月二十五日《盛京时报》，第5版。
客栈、伙房剃头铺（理发店）、浴池也是此次查疫、验疫的重点之地。各地对其卫生状况都有严格要求，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他们的营业。在奉天和长春，浴池“一池汤每日换水两次，池之周围及池底擦以石灰水，用水洗净然后倾入汤水”[1]。在黑龙江，浴池除需要消毒外，对浴客使用的浴巾也有要求，即用过的巾布必须焚毁，不得重复使用。对剃头铺的要求也很严格。在北京，民政部规定：“各街巷剃头棚房屋一律裱糊洁净，地下均垫石灰，所有铺内伙友衣服搭布手帕每日更新三次，其老弱伙计不准容留做活。”[2]由于防疫，给理发等服务性行业带来了不便和损失。
[1]《对于营业上不洁之措置》，《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下册，第2编第9章，第 5页。[2]《北方防疫汇纪》，1911年3月1日《申报》，第1张后幅第2版。
戏园是民众聚集之地，最易传播疾病，为了防止疫病蔓延，各地均对戏园、妓馆实行了封禁，坚决禁止其营业。在奉天、吉林、长春、北京、天津等地，类似的禁令也纷纷下达。相关行业从业人员生计困难。新民的文明楼戏园去岁开演时，曾邀集多个名角参演，正在热闹之际，适因鼠疫发生，当经警局传知停演，致使该园中共计70余人坐食山空、闲苦莫可言状。[1]本溪优伶的遭遇更为困苦，《盛京时报》载：“本溪双喜班刘盛明等四十余人日前尚可典质衣物以求生活，近已无衣无褐，沿门求乞，若再过几日，该优伶将有饿殍之惨。”[2]其景毫无生路，已有吃不上饭的感叹。
[1]《戏园援案乞怜》，宣统三年二月初一日《盛京时报》，第3版。[2]《优伶大困》，宣统三年二月十二日《盛京时报》，第3版。
火葬疫尸（图片来自网络）
03
物价飞涨，民众生活困苦
鼠疫的流行，打破了人们原有的平静生活，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秩序，特别因交通隔断给民众出行带来不便外，更造成了物价的飞涨。在奉天，“自交通断绝以后，各货价值日见增涨，然以棉花布匹为尤甚，近来午店（旧时的“午店”即为“杂货店”）零售每尺已涨至八九文钱云”[1]。在铁岭，因防疫交通不便，“秫楷每百捆由九角涨至一元三四角，而木柴亦因之增长矣”[2]，而后再加上谣传关闭城门，“以致秫楷百捆价值涨至一元五六，红粮涨至五吊二百元，豆涨至七吊三” [3]。铁岭“自交通隔断后，食盐甚形缺乏，每百斤已涨价至二元有奇，如再半月不到新垆（即为新盐），价值尚需增涨，惟闻东平、西安、西丰等处食盐之缺乏较本邑为甚云”[4]。在营口，因检查防疫，车载不来，致红粮顿形缺乏，每石增价银至一两之谱云。[5]营口往来津、营及登州、龙口各轮船因防疫检查极严，此路航船较往年为少，兼之京奉火车只售头、二等客票，至三等客车仍未开行，因此往来津营航线各轮以增加票价来乘时获利，“现在赴津搭客三等舱票每人已涨至三元六角，较之去年几及两倍云”[6]。在新民，因防疫而隔断交通，粮柴为之缺乏，价值日涨，“现红粮价值六吊一二，小米价值十吊零五百文，秫楷每百捆十吊有奇，贫民殆无以资其生，为数十年来之所未有”[7]。
类似的情形也发生在长春和齐齐哈尔。在长春，自十八日（1911年正月十八）各门换陆军把守后，绝断行人，四乡车辆均不得进城，是故城中各粮店将价值高抬，信口要价，并且是非现钱不卖，以致米薪腾贵，贫民小户无力购买者嗷嗷待毙，对此当地官吏不得不出示晓喻，“订定高粱米价钱每斗中钱三吊七百文，不许粮米铺户勒捐高抬，倘敢故违，定行罚办云”[8]。在齐齐哈尔，因黑龙江省“以南各地之行旅及货物一律禁止进省……又将齐昂铁路暂行停驶，省垣货价因之昂腾，民不聊生，加以近日鼠疫尤极猖獗，死者无算。[9]就连布价和盐价也直线上涨一些地方的船票也因疫趁机涨价，在这种万物皆涨的情况下，富豪之家或可承受，而一般的平民百姓实在不堪其苦，无以为生。工矿停工停产也极为普遍。使歇业教师和歇业工人的生活也陷入了贫困之中。
04
清政府财政负担加重
鼠疫的发生增加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使面临崩溃的清政府财政雪上加霜，“自鼠疫发现后，我国失耗已及千余万，计东三省报告防疫经费共用去四百余万，京津两处已用去五六十万，京奉路失耗约在五六百万，当此公私交困之际更遭此厄运何以堪此”[1]。近千万的鼠疫损耗大大加重了清政府的财政负担，使得原本就千疮百孔的清末财政，几近崩溃的边缘。且“地方公帑挪用殆罄，交通断绝，市面恐慌，各处请款急于星火，大局岌岌可虞”[2]。再加上因疫断绝交通，铁路停运、商业不振，致使各地税关无税可收，断了清政府的财政来源，一些应建的重要工程都无法继续。直督陈制军曾电致枢府略谓：“前署督臣那桐奏办修浚北运河工程，计估款八十余万两，其不敷之三十余万即在京奉铁路、东海关税项二处筹拨，除陆续已解外，尚有未解之款十余万，近接邮部来电谓自防疫停车，进款锐减，实无预存之款可以应付，又接东海关道电禀常洋两税收支日绌，又因防疫事起，船货俱无，来源已竭，万难如期解等语，查北运河为畿辅水利，所关至为重要，现届春融适值工作吃紧之时，该两处既无筹解之期，而运河又未能停工待款，应请饬部暂拨十五万两以济要需。”[3]
为了解决这种入不敷出、经费困难的局面，进而弥补亏空，清政府无奈之下，不得不大量举借外债。但这也不过是饮鸩止渴的权宜之计，列强允诺借款的背后都伴随着苛刻的条件，虽然在短期内解决了经费困难问题，但从长远来看，这种做法更使清政府经济负担加重，在诸多领域受制于人。以填补了300万两东省防疫费亏空的“四国借款”为例，其合同明文规定：所借的一千万磅，以六厘行息，分四十五年还清，“对借款本息以下开收入为第一担保：（甲）每年达一百万两之东三省烟酒税；（乙）每年达七十万两之东三省生产税；（丙）每年达八十万两之东三省消费税……”[4]。税收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以此作为担保来换得贷款，这代价实在是太大了。可是，如此条件苛刻的借款合同，清政府还欣然接受。鼠疫给清政府财政造成了严重的困难，借款更使清政府的财政状况雪上加霜。
[1]《鼠疫竟耗国帑千万矣》,1911年2月12日《申报》,第1张第5版。
[2]《度支部议奏向各国银行借款并仿办赈捐片》，宣统三年正月三十日，《东三省疫事报告书》上册，“奏章”第11页。
[3]《防疫损失碍及运河工款》,1911年3月5日《申报》，第1张第5版。
[4]《四国借款合同全文》,宣统三年四月初六日《盛京时报》，第5版。
哈尔滨傅家甸隔离旅客检查（图片来自网络）
05
引发外国排华辱华事件
东北鼠疫爆发后，与中国东三省比邻或有贸易往来的国家深恐鼠疫传播入境，在边境对中国货物及往来人员采取了禁止交通的措施。日俄公使称东北各地瘟疫盛行，实由华人不讲卫生所致，“如行至外国则此疫势必带去，请清政府饬各边省地方官禁止华人赴日俄两国，以度传染”[1]。在“关东州”（日本人对大连一带殖民地的称谓），日人为了防疫，规定：“大连及旅顺口华人皆不准赴朝鲜，中日各口岸有传疫性之货皆禁止出口。”[2]在朝鲜，朝鲜总督为预防鼠疫侵入朝鲜起见，决计在国境要路多设检疫所，先是将东省赴朝鲜之行旅，无论内外人民一律隔离三日，再行检疫始能放行。[3]而后又规定：“凡华人除由中国官总给照认为无毒者外，其余一律不准入境。”[4]在中朝边境城市新义州，朝鲜总督还派日本医生设置检疫设施，“且在鸭绿江江沿一代密布铁条网，每数十武设置警岗，藉以严防苦工之越境窜入云”[5]。
俄国在中俄边界采取了更为苛刻的限制措施。东清铁路公司为预防瘟疫起见，特在边界备有十一、十二等号货车及客货车辆以资更换，并谕饬各车站严禁承运旱獭皮油及各种兽肉以免传染。[6]驻黑河俄总督因疫气流行倍加防范，已将闲散华工自海参崴、尼格利亚斯克（西比利亚东方地方）及查拉布斯克（俄属黑河一邑）等处驱逐出境。[7]俄内阁还开会决议饬令西伯利亚各总督，凡乌苏里河、阿穆尔等处边境一带，派哥萨克兵“防止浮浪华人之越界入境以预防鼠疫”[8]。在俄境，“俄人借口防疫，限制旅俄华商，令每个华人商铺只准留五人，其余皆驱逐出境” [9]。据统计，每日被俄人驱逐过江的华人数以千计。除了禁止人员往来，连货物的运输也遭到了严格的限制。
这次瘟疫还给边境的华工、华商的生命财产造成了重大损失，尤以中俄边界最为突出。满洲里街外保府屯多系小本营生，麋居于此，该屯有染疫者数人，俄人玉石不分，竟将房屋焚烧，共计六七十间，货物器皿亦付之一炬，约值万余元，“致彼商人欲行无费，欲止无依，困苦流离令人心酸目惨”[10]。海参崴俄海关总办称近因中国瘟疫流行，延及内地，凡来海参崴轮船搭载华人除头等客外，余均禁止入口，并续称烟台疫症已现，凡该处华工概行严禁来崴；[11]俄阿穆尔自治会还通过取缔江轮来防止华人搭客入境。
在伊尔库茨克，俄人设立了防疫局严查来往之人，并在阿穆尔省及海滨省与满洲接壤处，设兵把守要隘，“其余凡可通入该两省之路均由克萨克民自行监查，以免华人之偷入俄境”[12]。对于留俄的华人，俄罗斯方面更用残酷的手段来进行查疫，“有新疆后补夏君，前往满洲里拟购俄票，由西伯利亚铁路赴新，被检疫俄官拘禁，将用冰水石灰等物洗验，百方哀求不应，幸遇会同查验之华官某向与熟识，始设法保出，现已于初六日赴京，述及目击华人被害死亡、财物焚毁之惨状，闻者几至泪下。”[13]
俄国还对在其境内的华商、华工予以了驱逐，甚至发生了虐待华人之事，爱珲道姚观察在给公署的一份电报中称：“俄岸定于二十八日禁止华人渡江，所有华商铺户每家仅许留五人，余则一律逐出并禁运货。”[14]《申报》载：“在满洲里，自瘟疫发现以来，华人因防疫受虐而死者已三百人，数十里间啼饥号寒，哀声遍地，不忍听闻。至十月二十二日更生不意，二十四日早四钟，俄将各界巷口堵塞，华人除在俄商会注册十八家不圈外，所有各业商人一律驱往车站，商民三千余、妇女四十余，踉跄号哭奔走，稍迟鞭垂立下或以枪刺乱砍，俄兵鼓掌大笑，至站后解衣验病，裸立荒野至晚十钟始毕，仍赶入瓦罐车，当日冻毙者四人，死而转生者四十余人，妇女赤体惧羞，多以手自掩，俄兵举枪暴打，只得垂手僵立（后俄员发给白布一条，准围下体），近十八家巨商鉴此情形，特开会议谓华人窘辱至此而官不闻问，三千余同胞非尽死不止，议请俄员派人赴站查看，应用食物由华人设法供给，所费若干，全市均摊，幸得该俄官许可昨已实行矣。”[15]
凡华商往俄界贸易必向满洲里中俄税关购买护照，至俄关书约方可入境，所谓大票者是也，一张护照费羌洋二元，俄关书约羌洋二元二角，“自鼠疫以来，俄经不许华人前往，即禁止出票，今虽鼠疫消灭，旧章仍未规复，华商欲往俄界贸易颇觉困难，刻有苦工由俄境返满，持有旧票，商界争购以为捷足先登之计，故票价涨至二十余元云”[16]。总之，俄罗斯利用防疫借口实施驱逐华人、掠夺华人财物的行为，其他国家或在租界或在本国所进行的排华事件，从总体上反映了当时清王朝在国际上任人宰割的地位。
这次鼠疫的发生、流行不仅使交通断绝、商业受损、市井萧条、百业不振，百姓的日常生活秩序发生混乱，直接导致了人民生命财产的重大损失。而有关国家的排华辱华行为，以及借口防疫攫取中国的防疫主权，采取了伤害中国民众的不当的防疫措施，反映了当时国际关系的基本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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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
清末东北三省鼠疫灾难及防疫措施研究
作者：
焦润明
定价：
41.00元
出版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以上描述了1910—1911年东北大鼠疫对中国北部地区所带来的灾难性影响。其对国家社会所造成的灾难和浩劫程度不亚于一场大规模战争。虽然这次灾疫已经过去100多年了，成为尘封的历史，但是记录此次灾疫的典籍、史册犹在，其教训深重。这次鼠疫本由域外传入，如果当时清朝边境官员不昏愦无知、玩忽职守，能够非常警觉地采取积极防疫措施，把疫病控制在满洲里一带，就不会造成大的扩散；如果在鼠疫传入哈尔滨傅家甸的早期，当地官员能及时果断地采取隔离控制措施，也不会造成更大的鼠疫扩散。因此可以说，此次鼠疫灾难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教训深重。造成这种情况主要还是在封建专制制度的腐朽统治，许多官员缺乏近代知识，社会管理落后，近代化的社会组织尚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缺乏公共卫生防御系统等等。需要总结的还有疫情善后问题，此次疫事的善后处理问题也留下了不少教训，有许多值得深入探讨的内容。
此次鼠疫灾难对当代防疫抗疫仍有鉴戒作用。在国家层面除已建立起完善的公共卫生系统外，还应进一步完善疫情通达传导系统，就可以及时调动医学力量，在第一时间内控制、肃清疫情；在社会层面，要对每个国民进行防疫教育，加强社会组织的网络化管理，监控疫情，采取隔离等有效措施；在个人层面，应加强国民个人卫生防护、培养公德意识，自觉维护公众卫生安全利益。总之，疫势初起时必须严格控制，尽早肃清，一旦疫势瘟延，对人民生命财产，对社会稳定，皆会构成极大危害。历史上的教训深重，不可不研究，不可不记取。[17]
（本论坛文章特辑《抗疫：社会心理学的省思》，将于2020年由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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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抗疫:社会心理学的省思 (一) | 情感治理视角下的疫情心态治理 2
抗疫：社会心理学的省思（二）| 变革学科范式，全面发挥心理学在健康治理中的作用
抗疫：社会心理学的省思（六）| 互联网时代对社会信任的重构：以武汉疫情的发生为例
7
战疫、抗疫、和疫 : 从心理自助到文化自觉 | 抗疫：社会心理学的省思（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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